雷绍康，大悟县刘集镇阮蔡家人，1913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八岁给地主放牛，后卖长工。1929年参加徐海东领导的游击队，后编入鄂豫皖红军。历任连长、师特务队队长、师作战科科长、团长，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旅长、师长，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主任，科学研究部部长，训练部部长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1974年9月8日病逝于南京。

身经百战

    1934年，雷绍康任红31军93师作战科科长。他勇猛善战，顽强灵活。在该师的历次战斗中曾先后八次负伤。一次战斗中，子弹由左额射入，因当时救护条件有限，弹头一直未取出。还有一次，弹穿右肺，致使肺部凹陷，直到病逝，他身上还有两块弹片。

    1938年8月，奉中央军委命令，雷绍康所在的红31军93师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雷任某营营长。9月6日，雷参加了129师全体指战员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召开的奔赴抗日前线的誓师大会，聆听了师长刘伯承、旅长陈赓的讲话，宣读了抗日誓词。会后，随部东渡黄河，投入到开展冀南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39年，雷绍康被送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被派往冀南军区工作。从1940年至1944年，历任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参谋长、军区作战科科长，第四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四军分区地跨山东临清、关陶、潍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4月29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四军分区“大扫荡”，司令员杨宏明在战斗中牺牲，雷继任司令员。他临危不乱，狠抓“基干团”，发动群众，组织武工队。积极开展分化、瓦解敌伪工作，组织反扫荡，开辟新区，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1945年9月，为配合重庆谈判，晋冀鲁豫军区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三万一千余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10日发起上党战役，雷率四分区武装投入了是役战斗。10月下旬，又率部投入邯郸战役。11月，又指挥四分区武装打下肥乡，消灭敌残存武装近两千人。

    1946年，晋冀鲁豫军区以原四分区武装建立第5旅，雷任旅长，寇庆延任政委。8月，国民党军32旅大举南下，企图钳击我军于定陶、曹县地区。9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邓指挥下发起定陶战役。是役，雷率5旅在考城（今兰考固阳）坚守九天，阻击邱清泉部，歼敌两千余人。11月，该旅又投入滑县战役。12月，参加晋、豫、襄、泰等地战斗。5旅缴获八门一O五榴弹炮，这是解放军首次缴获的新式炮。1947年3月，率部参加豫北战役，参谋长陈仲平负伤。

    1947年6月30日，雷绍康率部随刘邓大军由东路经商城向大别山挺进。过黄泛区时，5旅是先头部队，正架桥时，敌人追来。5旅改为断后，当时剩下最后一个营几乎过不去。雷带两个团赶过来阻击敌人，并命令其营长：“渡口由我们控制，你们赶快过。”进入大别山后，5旅先后经历了高山铺、宋埠等地多次战斗，并负责商城、金寨、固始一线防务。

    1948年，刘邓大军撤出大别山，北上准备淮海战役。5旅改编为独立师。雷绍康任独立师师长。师辖三个团，改属鄂豫军区，留守大别山区坚持斗争。独立师与其他兄弟部队在大别山钳制了国民党白崇禧部20万人，有力地配合、支援了淮海战役。由于雷绍康的独立师灵活机动，与敌周旋，死死地拖住了敌人，使国民党军畏之如虎，恨之入骨。贴出告示：“捉住雷绍康，赏银元三千。”

培英育才

    建国后，为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部队培养指挥人才，党中央决定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指派刘伯承负责军事学院的筹建工作，并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雷绍康曾是该院第一期学员。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学院决定留雷任教。雷绍康认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低，担心做不好学院的工作，想回部队。刘伯承院长亲自做他的工作，笑着对他说：“这次考试是我亲自监考，你考得很好。是总顾问（苏联专家）给我讲，我们留下你的。”

    对雷绍康，刘伯承是了解的。红军中他是一员猛将，作战勇敢、果断；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打过许多漂亮仗；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学习认真，肯动脑筋，善于钻研，多次得到表彰。

    刘伯承语重心长地教导他说：“治军先治校。办好一所军事院校，培养大批军事指挥员，对于我们新中国的国防是十分重要的。”

    刘院长的一席话，使雷绍康深受启迪，他表示：服从组织安排，边工作，边学习，争取当一名合格的教官。

    就这样，雷绍康在南京军事学院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病逝。

    二十多年中，雷绍康始终铭记着刘伯承院长“治军先治校”的教诲，加强自身文化学习，虚心向同行请教，向外国专家请教。中文、数学、历史、地理，甚至俄语等方面的知识，他都掌握得很快，军事教学能力不断提高。1953年,雷晋升为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

    1955年,雷任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重点负责教员工作。教员中，有苏联顾问，有原国民党军官，还有留校任教的本院学员。如何处理这方方面面的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做好教学工作，是雷绍康面临的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

    合同战术教授会顾问卡布林，是位苏联“老大哥”，硕士。在教授会经常颐指气使，指挥一切，包办一切。对苏联顾问，雷绍康是既讲原则，不惟命是从，又尊重他们，学习、借鉴他们对我有用的经验。一次，雷与卡布林在使用教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卡布林坚持要用苏联教材，雷坚持要用自己编写的教材。雷说：“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都是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壮大的。我们的教材中继续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不能照搬你们的那一套。”后来在刘伯承院长的协调下，妥善化解了这一矛盾。此后，雷绍康十分注意工作方法，积极采纳苏联顾问的合理意见，妥善处理同他们的关系。

    对原国民党军官教员，工作上放手，生活上、政治上关心，放手让他们编写教材、上台讲课。雷绍康积极与他们一起编写教材。他们讲课，雷绍康总是逢讲必听，以此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果。每逢节假日，则带上礼物登门看望他们。对政治上表现好、工作上成绩突出的，报请学院提升、嘉奖，或发展其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国民党军官教员郭玉贵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与郭沫若一起去日本，在日本军官学校学习，回国后与党失去联系，便是在军事学院重新入的党。

    他对留校的教员要求十分严格，不仅经常同他们一起备课，还亲自给他们讲课，组织新教员试讲，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满意为止，并时时告诫他们“要学习老同志的教学艺术、教学经验”、“讲课要少而精，让学员独立思考”、“教学中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苏联的战术、经验要活学，不能生搬硬套”。

    学院成立初期，学员与教员的矛盾突出。由于学员是全军选送的高中级干部，教员大多是原国民党军官，因此，学员中普遍存在对原国民党军官教员的傲慢和不满情绪。雷遵照刘伯承院长“尊师重教”、“教学相长”的指示，耐心细致地做学员的思想工作，使学员与教员之间消除隔阂，专心致志，完成学业。

    合同战术教授会除负责学员课堂理论学习外，更重要的是野外军事训练。每次野外训练，雷总是身体力行。1952年冬天，冰天雪地，气温零下15摄氏度。雷绍康和学员一样在野外摸爬滚打，进行战术演习。1959年，他在一次野外训练爬山时突然晕倒，经检查为心肌梗塞，血压高达200~230，家人、同事纷纷劝他休息、养病，但他仍然坚持工作，负责教员培养和教材编写工作。

    1960年，雷绍康被任命为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训练部部长。南京军事学院在二十余年中，基本上完成了军团以上至大军区司令员一级干部的培训。雷绍康忠实地实践了刘伯承元帅“治军先治校”的思想，为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4年9月，雷绍康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怀着对将军的无限敬仰，笔者于1982年7月到南京拜访了雷夫人陈方黎及他的同事和学生，耳濡目染，颇受教益。

    陈方黎原是军队干部，1950年雷绍康去南京时仍留在武汉。1951年组织上决定调她去南京军事学院保密室工作，雷绍康为了避嫌，不让她去军事学院，叫她到地方工作。1961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干部子弟参军。在军事学院他第一个让他的大儿子报名参军，并谢绝学院领导照顾去好的兵种、好的地方，让孩子去条件艰苦的部队锻炼。大儿子在山东一干就是15年，直到雷绍康去世才转业回南京。女儿雷晓花1969年参军，1971年就在部队入了党，并被评为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后进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小儿子雷小厉“文化大革命”时只十二三岁，雷绍康就把他送到部队当了通讯兵。他病重期间，孩子们要求回来看护他，他坚决不同意。还是其主治医生向他的大儿子所在的部队首长反映情况后，其大儿子才得以回来照护了几个月。

    他生病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军事学院领导张震等多次探视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总是说：“我生病休息，组织上照顾很好，没有什么要求。”

    雷绍康身为少将，又是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可他从不向组织要这要那，甚至组织上规定的、他职权范围内应享受的，他也总是尽量谢绝或节省。二十多年中，组织上多次要给他维修房屋，他总是说：“这房子还可以住。”组织上配给他的一部小车，一用就是二十多年。

    雷绍康对部下、战士、公务员都很关心。司机马玉富在1944年就参了军，曾在雷部服役，并入党。重庆谈判后，部队减员，马玉富复员回家。1946年内战爆发，马又参了军。由于组织关系失落，加之原部队改编，马的组织问题一直未能解决。1961年，马玉富找到雷绍康，拿出原来的复员证和立过二等功的证明，雷绍康东奔西走，不仅帮他解决了组织问题，还让他跟自己开车，直到1974年雷绍康病逝，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将军走了！但他的高尚情操永远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