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昌  明

一

　　湖北省大悟县彭店乡有一个青山偎依，绿水环绕，风景旖旎的小山村——黎家河，1933年以前这里隶属黄陂县北乡夏店会。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却走出了一位辛亥革命后三任临时副总统、两任大总统的政治风云人物——黎元洪。
　　黎元洪，字宋卿，生于1864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卒于1928年农历六月三日。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依元首规格，将其夫妇的遗体合葬于武昌卓刀泉。
　　据《黎氏族谱》（现藏大悟县档案馆）记载，黎氏家族祖籍江西豫章（今南昌）碎瓦墩。明洪武初年，他的远祖舜臣公始迁楚北黎家河定居，到元洪已历十三世五百余载。其父名朝相，字辅臣，曾任守备司书，1884年病故，葬于上海。其母陈氏，生三子：长元圣，次元洪，三子元侧。元洪生二子二女，长绍基，过继元侧为嗣，次子绍业，长女绍芳（嫁于袁世凯之子克玖为妻），次女绍芬。
　　又据黎家河老农黎福道、黎元明忆述：元洪在外做了大官后，于庚申年（公元1920年）出资将他在湾里的一间半屋改建为黎氏宗祠，即孝义小学堂，共三间两重和两个横屋。时有学生三四十人。首任老师姓王，黄陂蔡店人。全部学杂费用由元洪负担。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元洪遗体移葬武昌时，黎姓族人派了七个代表前去送葬。葬礼结束后，元洪的家属委托代表带回现洋200元，100元用作孝义学堂黎姓学生的学费；另100元由族人黎复铎经手修了两座坟。学堂于1970年拆迁，其空基尚存。
　　黎元洪家属出资修建的两座祖坟，位于黎家河东边1公里处的黎家祖坟山——田家河，茔台用条石砌成，并立有两块长71公分，宽45.5公分的大理石墓碑，一为曾祖考世义与曾祖妣郑氏的；另一为祖父国尧与祖母肖氏的，皆为壬山丙向；时间都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吉日；下款署绍基、绍业敬立。二碑至今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见。

二

　　1864年，因黎元洪之父朝相在外当兵，身怀六甲的母亲陈氏在家度日艰难，逃难到木兰山脚下的东场畈，住在村旁的庙宇里。当年农历十月十九日生下一子，取名元洪。民间传说这一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乡民便称黎元洪为“黎菩萨”，其美称由此而来。黎元洪出生后，由其母带回黎家河。
　　1877年，黎朝相在天津练军当上了把总官，便将陈氏和13岁的元洪及刚刚给元洪订亲的七岁童养媳吴敬君迁往天津北塘。1878年，陈氏生元洪胞弟元侧，产后中暑，不幸病逝。1880年，朝相又娶崔氏为继室，后无所出。
　　1883年，年方19岁的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8年毕业。由于成绩优异，李鸿章荐予六品顶戴，派往广东服役，充“广甲”炮舰二管轮。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爆发，黎随“广甲”舰北援威海卫，途中坐舰遭日舰炮击，黎在海上漂流约10小时，在大连附近遇救。停战不久，黎便到天津求职，此时，清政府正在追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和“广甲”舰吴敬荣临阵脱逃之事，方被判军法处决，吴被判削去顶戴，留营效力，黎因与此事有牵连被监禁数月，后无罪开释。
　　1895年，黎元洪到南京投奔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被派充自强军翻译，兼督修狮子山、幕府山炮台。翌年，张之洞入鄂任湖广总督，黎被委任护军马队营帮带，参予训练新军，深得张之洞器重。1898—1901年间，张之洞曾三次委派黎赴日本考察军事。1904年，任护军前锋1、2、3、4营督带。次年12月，湖北常备军改编为两镇（相当于军），黎任第2镇第3协（相当于旅）统领官兼护镇统制官。后任暂编第21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并兼任武昌武备学堂总办。1909年，以军界代表身份参加“湖北铁路协会”。
　　黎元洪在求学、从戎的成长过程中，养成了勤奋、务实、刚毅、干练的气质。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期间，正值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式，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制和教学内容已有较大改进。水师学堂除操练船舰驾驶及枪炮鱼雷等器械外，还学习英文、地舆、水学、数学、物理、化学及绘图、测量等课程。黎求学勤奋，成绩优异，得到监督萨镇冰的赏识，成为萨的得意门生。五年毕业后，被派往北洋海军，委以重任。在甲午海战中，尽管坐舰“广甲”号被日舰击中，不能续航，且在管带吴敬荣弃舰逃走的危急关头，身为大管轮的黎元洪临危不惧，带领余下官兵凿沉军舰，免落敌手，后泅水至大连海域获救。
　　黎元洪的刚毅机敏、精明干练，使他一直受到上峰的青睐，尤其是受到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信任，并逐级擢升。他先后受命监修炮台，监制枪炮，训练新兵，筹集装备，管理军务，都能做到尽职尽责，成效显著。1906年秋，清廷练兵大臣铁良在河南彰德检阅新军，黎元洪所部湖北新军因“军容强盛，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当时评语），获最优奖。他还先后三次到日本考察军事，考究武器装备、大型操演、陆军教育及军事法律等，为他日后治军与从政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

　　黎元洪自北洋发迹，固然与他的知遇上峰张之洞的着意栽培有关，更主要的是他忠于皇室，每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对群众“暴乱”，对革命党人活动极力反对，故被清廷所重用。曾先后率21混成协镇压江陵、沔阳的饥民暴动。1910年11月，他借故把倾向革命的队官潘康时撤职，而以亲信施化龙代替。以后，侦得新军内部革命团体“振武学社”活动情况，立即下令开除大批革命士兵。在瑞澂任湖北总督期间，黎虽位居在张彪之下，却因其特殊的军事才能和镇压“暴乱”的果断作风，为瑞澂所倚重，经常被邀参与谋划。
　　辛亥革命前，湖北是革命党人最活跃的地方。1911年3月15日，蒋翊武、詹大悲、刘尧澂与新军各标营同志在武昌黄鹤楼成立“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名，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推荐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刘尧澂为参谋部长，全力在新军中发展会员。当时武汉的新军为一镇、一混成协，兵额共计一万五千余名，文学社成员竟占1/5。5月10日，召开代表会议，在小朝街设立机关。
　　文学社之外，武汉新军中还有一个较大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它是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日本发起的，专为在国内联络会党、发动起义。湖北人孙武、刘公、居正、刘英等都是其中的骨干。1911年3月底，派邓玉麟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专门联络士兵，发展组织。到5月间，共进会已拥有会员一千七百余名，而在此期间，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四川“保路运动”日益扩大，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信心。湖北新军西调，城防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起义造成了良好时机。
　　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在胭脂巷召开联合会，商讨首义计划。会议确定10月6日（中秋节）为起义日。因准备不足而延期到10月11日，但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起义指挥部参谋长）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起义计划泄露。10日，起义机关遭破坏，起义总指挥蒋翊武被迫逃出武汉，不少革命党人遭捕杀，武汉形势顿时紧张，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状态。但革命党人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的紧急情况下，各标营代表自动三三两两，分头秘密联络，决定仍按前令布置，于当晚毅然举义。
　　当晚7时左右，在城外西北塘角，李鹏升、李树芬等到马房纵火，顿时，烟焰腾空。混成协第21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随即起义，向城内进发。
　　城内各标营正焦急等待信号的革命士兵，看到城外火光，听到城内枪声，都纷纷响应。后队正目熊秉堃立即率士兵向楚望台军火库进发，守库士兵属同营左队，立即起而响应，公推队官吴兆麟担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于是革命风暴席卷武昌全城。
　　吴兆麟率队进攻总督衙门，督署虽重兵把守，不下5000人，但均无斗志，一触即溃。民军分路纵火，半小时后，督署附近烈焰腾空，炮标乘势猛击，弹飞如雨。瑞澂令张彪、李襄邻等坚守，自己携带家小以及参议铁忠、宪兵营管带果兴阿从后墙打洞逃走，由文昌门出城，登上楚豫号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敷衍一阵，也由文昌门渡江逃往刘家庙。
　　41标和31标同驻左旗营房，黎元洪的协司令部也设在那里。两标的部队大部分已外调，留守兵力总共才三百多人。黎元洪当晚在司令部坐镇。他治军素严，看管得很紧，命令各营管带严防本营士兵行动。开始炮响，黎以为是第八镇士兵闹事，与己无关。后来，他的直属炮队营管带张正基用电话向他报告，塘角驻军纵火起事。黎大惊，令张立即扑灭。这时，工程营派周荣棠到41标吁请响应。周越墙而入，高呼：“兄弟们，到楚望台集合。”被黎令卫兵逮捕杀死。士兵邹玉溪听到枪声，夺门而出，又被黎元洪手刃。可是，41标革命士兵和同驻左旗的30标留守士兵，满腔怒火，勃然大发，群起呼啸而出。黎元洪眼看全城沸腾，蛇山炮火猛烈，知大势难挽，急忙化装逃匿。于是，义军经一夜血战，夺得武昌城，取得首义胜利。

四

　　武昌首义，是由新军中下级官兵组织和发起的。但由于胜利来得太快，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和同盟会其他领导人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一时赶不到武汉。起义前革命组织公推的总理刘公，隔在汉口，孙武被炸伤住院，总司令蒋翊武出走，詹大悲、胡瑛在狱。当11日上午革命党人陆续聚集阅马场咨议局开会，商议组建革命政权机构时，大家对领导革命的人选问题一时难以定夺。有人建议推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为鄂军都督，吴自觉“官卑职小，素无威望”，坚辞不受。又有人提议，为了稳定政局，当与代表民意机关的咨议局协商，推举一位德高望重、全国知名的人物。后经协商，公推汤化龙。汤当时对革命成败心存疑虑，说：“革命事业，兄弟一向赞成；但兄弟一介书生，军事实非所长，其他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帮忙。”于是又有人改推黎元洪，多数表示赞成，少数提出反对意见，说：“黎元洪不是革命党，岂能推举他领导革命！”吴兆麟说：“推举一个非革命党人做都督，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可以号召鼓励那些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共同参加革命。”当时便决定下来，再无异议。
　　推举黎元洪做湖北都督，虽事出偶然，但仔细分析，这件事也是特定时势下的必然。有人说，这是“时势造英雄”。
　　黎元洪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受过长期系统的军事教育，曾数次赴日本考察军事政治，素以知兵著称，在湖北训练新军，成绩优异。他兼有重才、爱兵之誉。当协统期间，每以“国难当头，投笔从戎”相号召，欢迎知识分子当兵。对入伍新兵，操课和文化并重，招募时，出题作文，优者通过一段实践，保送到陆军特别小学深造，以培养、选拔低级军官。因此，他在士兵中声誉日高。再一方面，黎早期毕竟受过西方思想影响，在中国革命思潮冲击下，也有开通之处。如41标2营学兵李佐清毅然剪去发辫，黎不仅不予责备，反而加以赞扬，说：“免豕尾之讪笑，异文化之先机。”“保路风潮”期间，黎元洪以军界代表身份，签名参加“铁路协会”，支持入京请愿，赢得商民的拥护。并经常与立宪派建立联系，这在高级军官中是少有的。上述事实说明，黎元洪之所以成为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推选的对象，就当时的特定环境，的确是众望所归，这对于稳定军心、民心，号召群众革命，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再说经会议协商推举黎元洪做都督，可是一夜激战，黎元洪去向不明，一时哪里去找？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巧黎元洪打发一个伙夫回家拿行李铺盖，因形迹可疑，革命军加以盘问，那人便供出实情，说黎统领正躲藏在黄山坡谢管带家中。吴兆麟忙派马荣、程正瀛带队前往迎接。黎听到外面人喊马嘶，急忙躲在床帐背后，随即被搜出来。马、程二人说明来意，请黎同去楚望台临时指挥部。黎自认此去凶多吉少，吓得面无人色。没奈何，只得硬着头皮，愁眉苦脸地跟随马、程二人，赶往楚望台。吴兆麟立即令号兵吹号，士兵列队相迎，黎心渐慰。吴陪着黎走进会场，有人小声说：“都督来了。”屋里一阵掌声，黎一听说要推他为湖北都督，只急得面色惨白，忙说：“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不够资格。”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黎顺应民心，接受推荐，共伸大义。黎执意不从，哀求说：“我平时待人不薄，诸位切莫害我，切莫害我。”这时，有人送来一份预先起草好的安民告示，要黎签字。黎拒不签字。站在一旁的李翊东拿起笔来，签了一个“黎”字，说：“我代签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于是，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当天就贴满全城。就这样，一位清军的高级军官，一个不愿革命的人，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当上了都督，进入了革命阵营。
　　湖北军政府建立于戎马倥偬之中，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围绕这一任务，它进行了下列活动：首先，以黎元洪名义，发表了一系列文电。宣布革命目标、宗旨，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劝告各省督抚反正，劝告清军中的汉族将士反正；宣布清政府罪状等等。其次，对外交涉。湖北军政府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对同盟会既定方针的运用，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宣布愿与各国建立睦邻关系。要求各国在汉领事馆，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领事馆应守中立。第三，策反清军。在策反清军方面，军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黎元洪两次写信给他的老师水师提督萨镇冰，力劝其归顺革命。第四，创办《中华民国公报》。《中华民国公报》于10月19日创刊，牟鸿勋为总理，张樾为主笔，该报为湖北军政府机关报，在首义初期，起过极其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第五，扩军备战。经过10月10日的战斗，部分士兵牺牲，部分逃亡，湖北军政府所掌握的士兵，仅存3000人，远不足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14日，军务部以军政府督署的名义，发出募兵告示，决定暂编步兵四协，马队1标，炮队2标，工、辎各一营。武汉地区的工人、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在海关、租界为帝国主义分子卖苦力的仆役、更夫等，也纷纷辞工从军。武汉三镇光复，军政府的诞生，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一时间从上海来的长江轮船，80%的乘客都是应召前来参加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学生，其中还有许多归国华侨。招兵旗所到之处，人心振奋，争先恐后报名，四协之众，不三日即超额完成。
　　16日，又成立第五协及两个敢死大队。
　　11月中旬，又成立6、7、8三协和马队、炮队各一标。到次年1月，军务部长孙武将原有八协，扩大为八镇。这是武昌起义后，军队扩充的顶峰。
　　在扩军的同时，为加紧生产武器、军火，汉口军政分府令兵工厂迅速召回工人，日夜赶制武器。

五

　　武汉三镇乃至整个湖北革命形势发展如火如荼，迅速扩散全国各地。紧接着湖南、江西、陕西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清政府惊恐万状，急调重兵，前来镇压，袁世凯、冯国璋督师南下。10月29日冯军猛攻汉口，令重炮轰击市区，炮弹所至，城区一片火海。恶战两日，革命军伤亡数千，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葬身火海之中。
　　正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等从上海到达汉口。黄兴是孙中山去美国时留在香港的同盟会代总理，过去在两广、云南等省领导过多次起义，名震中外。黎元洪闻讯，喜出望外，立即派人迎接他过江相见。黄兴被黎元洪委以战时总司令职，承担了军事指挥重任，他带领起义军官兵在反攻汉口、退守汉阳的战斗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后因革命党人在要不要坚守武昌的决策上与黄兴发生分歧，黄兴气愤之下乘船离鄂。
　　11月28日，黎元洪在军政府召开会议，决定蒋翊武任护理战时总司令，吴兆麟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洪山宝通寺。重新调整兵力，在武昌周围大君山、京口、白沙洲、青山等处构筑工事，并在沿江一带加强防务。汤芗铭率海军在阳逻附近游弋，掩护武昌。局势稍定，黎又分电各省都督，说明武昌危在旦夕，要求火速驰援。紧接着湖南、江西、广西、江苏、上海等地援军，先后到达武昌。
　　这时候的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先后有14个省宣布独立；近畿一带，也险象环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武昌起义的革命浪潮冲击着长江沿岸各省，东南重镇南京城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清王朝的忠实走狗、护理两江总督张勋也于12月2日被革命军逐出古城，北窜徐州。
　　清政府委以袁世凯大权，本想挽救清廷政权。但袁自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打算，根本不是为了挽救朝廷，保护江山。更重要的是，他对全国局势十分明了，此时革命烈火已烧遍全国，而北洋军已无兵可调，即使拿下武昌城，而全国革命援军将源源到达，所向披靡，时局不可挽回。他于是施展两面派手法，对武昌方面又打又拉。先是派刘承恩、蔡廷干持袁的亲笔信及汉口英国领事葛福的介绍信，渡江赴都督府作和谈试探，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民军方面的发言人表示：“万无与朱温同类之袁世凯相妥协之理”。黎元洪复函则力劝袁世凯：“返饰北征，克复汴冀，直捣幽燕。”袁又以武力相逼，令北洋军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对黎元洪施压，妄图以战迫降。12月1日，都督府正厅中弹起火，黎元洪仓皇出城，逃往葛店。继之，袁世凯又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北京各国使团，出面斡旋，向革命军建议停战三天。英领事派英人盘恩由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到武昌会见黎元洪，商谈停战。盘恩带来了停战条件：12月2日上午8时起，到12月5日8时止停战三日，在停战期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各守现据界限，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窥探”，双方均由各国领事监督。
　　停战议和，本来是袁世凯瓦解革命力量，为窃取权力而实施的一个阴谋。此后停战期限一再延期，实际上武汉再无战事。

六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最终目标。
　　1911年12月25日，人们企盼已久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回国，抵达上海。29日，在南京的各界代表开始正式选举临时总统。到会17个省的代表，以一省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大总统，1912年1月2日，经宋教仁提议，在大总统之外增设一名副总统。提议经代表会议通过。1月3日，举行副总统选举，黎元洪以17票当选。孙中山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通电各省从1912年1月2日起，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但这时，清廷尚在苟延残喘。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和平谈判，仍抱强烈的幻想，以为袁是清廷实权人物，通过以和平手段使清帝退位，实现南北统一。故此，在决议中留了一条尾巴：“如袁君反正归来，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这就为日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篡位夺权埋下了祸根。
　　南北和议经多次磋商，认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1912年，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颁发了皇帝退位诏书，诏云：“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诏书是张謇的手笔，后面一段，是袁世凯所加，一箭双雕，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
　　孙中山得悉清帝退位及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报后，为了践行将总统职位让给袁的诺言，即于2月13日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和推荐袁世凯继任的咨文。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又膺选连任副总统，仍兼鄂督。
　　袁世凯为了推行独裁统治，消灭革命力量，对黎收买拉拢，不遗余力；而黎也企图借袁的武力来排除异己，独占湖北，极力附合袁定都北京；并于1913年春，帮助袁扑灭“二次革命”，将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诛戮殆尽。
　　虽然黎元洪曲意奉袁，自上贼船，但袁视黎在鄂为心腹之患。乃于同年12月，特派段祺瑞到鄂，以“磋商要政”为词，逼黎到京。被安置在中南海瀛台（前清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袁在名义上仍授黎以副总统兼参议院长之职，并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示恩宠，实际上却将黎置于监视、控制之下。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黎十分不满，便迁居东厂胡同，闭门谢客，并一再请辞副总统及参议院长之职。12月15日，袁世凯称帝，册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坚辞不就。以“反对复辟恨无力，赞成帝制决不可”诗句自白、自勉。自古憨人多福。黎元洪为人厚重，无官僚习气，每见形势不利，辄效金人三缄其口，故有“泥菩萨”之称，国人多许为忠厚长者。加之黎以抵制帝制，博得南方护国军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为国人所拥戴。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危，关于继任事宜演绎了一段故事。据薛观澜著《袁世凯与黎元洪结合之史实》记述：“若按旧约法，袁总统死后，应由黎副总统继任……按当时情形而忖度之，宜属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黎氏虽占法理上的优势，然而，段祺瑞为实力派首领。是故黎段之间，选择一人，当时实系于徐相国之一言。”
　　袁克定首先发言：“徐老伯身负重任，请主持至计。”徐略加思索曰：“依我看，推副总统继任，较为妥当。”徐氏素极圆滑，早就知道段祺瑞也在打总统职务的主意，此时恐这个提议会令段祺瑞不满，乃转语曰：“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怎样，要问段总理的意见。”于是，众目瞩段，而段不语，逾十分钟，段祺瑞才低声说：“此时团结北洋，最关重要，我推相国继任。”徐固辞，仍推黎元洪。段踌躇不决，良久，才勉强说：“那么我没意见，相国的意见，就算我的意见。”议定后，段祺瑞即以电话召来张国淦前往东厂胡同，去见黎元洪。段在车上脸色阴沉，一路不发一言。到黎宅后，黎元洪出迎，段、张进入客厅，演出了一幕奇特的哑剧：黎元洪木雕泥塑般坐于主位，段、张分坐两端，主人不开口说话，客人亦不启齿，呆坐若干时。段祺瑞忽起立向黎氏三鞠躬，黎亦茫然答礼。礼毕，二人仍还原座。坐定之后，三人仍不开口。此幕哑剧约费半刻钟，段氏始起身，向黎元洪半鞠躬告退，黎起身送客如仪。
　　同一天，段祺瑞以国务院的名义通电：“袁大总统于本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业经遗令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于是，黎元洪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6年6月7日上午10时，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小厅就职。就职典礼极其简单，出席者仅有段祺瑞及内阁阁员。10时10分，黎元洪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军官的簇拥下来到厅中，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阁员鞠躬。各部长也向黎元洪鞠躬三次。然后，黎元洪发表了简短的就职宣言：“……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段祺瑞也致答辞，表示要“谨遵大总统训示，竭力办理。”典礼结束。
　　此后，护国军方面与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就黎元洪是“继任”还是“代行”总统发生重大分歧，僵持了二十余日。由于护国军方面的支持，黎元洪得到了“继任”的身份，从而登上了大总统宝座。
　　黎元洪虽然任大总统，但实权仍然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段独断专行，与黎分廷抗礼，以至演成“府院之争”。1917年6月，黎引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斡旋。7月1日，张勋复辟，黎被迫弃职。
　　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持了“北京政府”，企图利用黎元洪充当政治工具，以控制全国，然后取而代之，于是就把黎抬了出来，复任大总统。次年初，曹锟贿选，逼黎下野，黎只得携印弃位。1923年6月，黎辞职赴天津寓居。据黎元洪之子黎绍基忆述：当我父刚抵天津北站时，直隶省长王承斌奉命阻止火车向东站前进，拉掉了火车头，并派士兵将车站包围，要我父交出总统印信。原来我父来津前，已把印章交给了他的姨太太，带到东交民巷去了，当然无法交出。于是，我父派秘书瞿瀛到北京将印交给他们，到第二天才解除了包围，在车站扣留了一夜。放行前王承斌到车站来向我父说：“恭送总统回家。”我父回答说：“也恭喜你大功告成。”此后，黎就一直住在天津。

 七

　　宦海沉浮，退出政坛后的黎元洪逐渐认识到“议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又不愿充当派系斗争的政治工具，于是遂致力经营实业，发展民族工业。他认为：强国之道，在于实力的发展。他先后投资的企业计有45家，其中银行17家，煤矿6家，工厂12家。黎除担任中兴煤矿、中美实业公司、震义银行董事长外，还兼任过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六家企业的董事，总投资额达二百多万元。并在武昌油坊岭等地购置大量田产，为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些企业，在五十年代都作为民族资本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回到人民手中。
　　寓居天津期间,黎元洪的生活方式趋向西化，喜穿西服。每日三餐，大都是西餐。他家里有两个厨房，一个中式、一个西式，他和女儿吃西餐，夫人及办事员吃中餐。黎元洪有午睡的习惯，注意健身，做早操，骑马，拄着文明棍外出散步。他常和夫人一起步行到剧场去看戏或电影，不带随从，自由自在地出入，过着平民化的生活。黎元洪非常好客，交际甚广，一些外国领事，驻军官员，银行家及社会名流，都是他家的常客。黎下野后虽不过问政事，但对国庆节却非常重视。每逢国庆，他都要准备焰火和露天电影，让群众在他的寓所里与他共庆国庆。
　　黎元洪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症，十余年来一直由日本人在天津开的东亚医院院长田村给他诊治。1928年仲夏的一天，黎元洪在如夫人陪同下去英租界赛马场看赛马，突然昏倒，如夫人在观众帮助下将他抬上车急送回寓所，经一星期治疗无效，又转至大夫人寓所继续治疗，仍不见效。1928年农历六月三日，黎元洪因脑溢血（中风）病逝于天津，享年64岁。

八

　　黎元洪突然病逝，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政府和社会各界相当重视。6月4日，全国各大报纸在显要位置刊登消息及其生平。6月8日，国民政府发布优恤令。6月26日，内务部又颁布七条办法，即举行国葬，修建专墓，葬期由国府派员致祭等。黎的丧葬过程包括天津殡殓、北京追悼、武昌安葬“三部曲”，历时八年。
　　1928年10月26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北京北海公园天王殿举行追悼会，并成立“前大总统黄陂黎公追悼会筹备处”。
　　1933年，国民政府将黎氏夫妇灵柩自天津运回武昌，暂厝于洪山宝通寺法界宫藏经石库。
　　1935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通电全国，定于24日为黎在武昌举行国葬典礼，届时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黎氏子孙八人在《武汉日报》发表署名讣告，历时三天。国民政府委托湖北省主席张群为国葬典礼办事处主任。
　　1935年11月24日上午11时，19响礼炮后，黎氏夫妇灵柩从宝通寺启灵下山。国葬队伍达5万余人，共分8列，依次为骑兵、步兵、海军、警察、各省市党政代表、中央各部院及外宾、灵柩及家属车等。黎氏夫妇的灵柩均外套黑绒柜罩，鲜花扎盖，彩龙大杠下86人抬一棺。下午3时，在101响礼炮及宣读祭文之后，灵柩下葬于卓刀泉南土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