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恩(1852—1900)，字伯晋，别号是园先生，罗田牯羊山人，晚年迁居罗田石源河。



周幼颖悟，未成年即考取秀才，深得张之洞的赏识。后就读于武昌书院，学业日益精进。光绪二年(1876)，湖北优选贡生，周被列为第一名，其试卷使士林惊服，主考官在评语中写道:“用笔如神龙在空，鳞甲宛然，令人炫目”。光绪九年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并以其文思敏捷，才情奔放而颇受推崇，时人将他同江南才子张百熙合称为“北周南张”。



周锡恩在翰林院供职期间，痛感国力衰微、民生凋敝，曾多次大声疾呼，要“整治朝纲，振兴国运”，他在《变法通议》的奏章中，提出了“运会易而气机更，气机更而治化因，古今之人莫之能违化”的见解。他认为:“学有千年不变之道，政无百年不变之法”。面对反对派的陈腐观念，他用大量事实揭示了“燧人氏变茹饮而火化，有巢氏变橹窟而栋宇，神农氏变舟楫而衣裳而书契，三代变尧舜之文章而尚忠，汤变忠而尚质，文武周公变质而尚文”的万古如一的“变”的历史规律。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仰思我君我祖之所以兴者，岂非以革前代之弊乎?”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对后来的康、梁变法思想，产生了不可抵估的影响。



光绪十四年，锡恩以陕西乡试副主考官身份回到北京。当时正值朝廷议论、商讨津沽、津浦两条铁路的修建方案，大臣们有的不学无术，有的出于私心，大都举张将铁路交外国人修建。光绪拿不定主意，这时锡恩“条陈数百言，详析以对”。他认为借外债修铁路是下策，交给外国人修是下下策。力主自筹资金，并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光绪听后“点头称善者再”，称赞他“留心时务”。



光绪十九年，锡恩以副主考官身份赴浙江省协助主持浙江乡试。考试前，他发现主考官行为不轨，受贿舞弊，便即时修书上告朝廷，朝廷派人来调查时，被告却唆使学生，反诬锡恩是舞弊者。当时有个叫徐桐的大学士，素与锡恩不和，此时也趁机加害，屡设陷井。锡恩不得已只好告假还乡。他在归途中曾写下:“晓鹊声喳喳，欢喜如拜嘉。乌鸦报不详，矢曾檄纷相加。所以识时人，为鹊不为鸦”的沉痛诗句。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向日本割地赔款，锡恩闻之，抱头痛哭，向朝廷愤慨质问:“向日寇一忍再忍，是何道理?”他的学生王葆心为他的这一举动耽忧，他回答说:“即以此获重谴亦在所不辞！”锡恩回到老家后，不久就在县政府附近的老塔山创办义川书院，首次推行县学教师的俸给制度，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为许多贫苦学生创造了学习机会。后又在黄州兴办经古书院，首开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项课目，以倡导新学。他主张“今日之学，必择前人所未有，后世所不可无者之为之。”



光绪二十二年，罗田遭水灾，锡恩将家中积蓄除留下“十日之粮”外，全数献出，并向朝廷里呈请赈银2000两，米5000担一并救济灾民。为防止地方官从中克扣、贪赃，他亲自下乡查点灾民人数，造具民册，点名发放。因此遭到地方官的忌恨，他们抓住锡恩娶族女为妻的把柄，大做文章，多次联名向朝廷告状。光绪二十六年二月，朝廷以“在籍编修周锡恩，专事浮夸，不顾行检”的罪名，革职送交罗田地方官“严加管束。锡恩悲愤交加，忧郁成疾，于同年病卒于故里，时年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