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书（1654-1707），又名世文，字字绿，号杜溪，安徽宿松县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登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清初古文家，与戴名世、方苞时称皖江文坛“三才子”。
朱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家乡度过的，自幼勤学，且从小就由当塾师的父亲给予封建正统教育。他在《先考仲藻府事略》中记述其事：“五岁即抱膝上，口授四书。夜围炉，辄以箸画灰做字，使识形声。稍长，教以古今世变、忠孝诸大节，博习诗古文词。”未及弱冠，邑人便惊其文章为“古先辈行世作”而四乡传诵。康熙二十三年（1684）秋，应乡试途中，遇桐城士子戴名世，各道平生，皆大喜过望，互赠诗文，奉为知已，为此，戴名世作《送朱字绿序》，并记不期而遇相知之事。越二年，在皖江应试，交桐城学士方苞，遂成莫逆。康熙三十五年（1696），朱书自京师回故里筑杜溪书屋读书作文，戴名世、方苞结伴同行，徒步数百里，自桐城往宿松拜访朱书，互述友情，互通文讯，互相唱和，互道珍重，情投意合，情趣盎然，雅俗共赏，其乐融融。其间，方苞、朱书二人所作对联：“《曲礼》一章无母狗（毋苟）、《春秋》三传有公羊”，可谓妙语联句，对仗工整，传为佳话；方苞还特作《杜溪访旧图》，以记杜溪相聚之举。
  朱书和戴名世、方苞以文字相砥励，共同致力于古文创作，对显赫一时、风靡全国且延绵二百余年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戴名世、方苞对朱书的古文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正如戴名世所说：“予与字绿年相若，予之学古文也先于字绿，而字绿之为古文，予实劝之。”方苞也言道：“余自与朋友往还，未有先于字绿者。……时余为童子，字绿为成人，而以时文之学相得，为兄弟交。”康熙三十九年（1700），朱书结集《杜溪文稿》刊行，戴名世为其作序，盛赞朱书“才气横绝一世”。康熙四十年（1701），戴名世门人尤云鹗集戴名世古文百余篇为《南山集偶钞》，朱书为此集作序，即称“余与戴君田有皆生霍山之麓，皆迂拙无用于时，而自力于古文，以取正于天下，而待于后世，则皆有其志。”明确表明，他们倡导创作古文，在于匡正天下，传于后世。并以“地灵人杰”为论据，认为古南岳霍山灵气“郁结盘魄”，将有人杰出现，“或以德业，或以文章，卓卓垂于天地而与为不朽。”进而断定他们所倡导的事业，特别是戴名世的文章功业“其与霍山同永无疑也”，发自内心表示对戴名世的推崇以及倡导古文运动的勃勃雄心。
朱书晚年，因挚友戴名世、方苞的力劝，从事时文科举。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十岁的朱书以殿试二甲四十名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次年被召入武英殿，纂修《佩文韵府》和《渊鉴类涵》。康熙四十六年（1707）卒于京师。方苞为朱书撰墓志铭，中肯地称他“文章雄健，尤熟于有明遗事，抵掌论述，不遗名地。”桐城派“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读朱书著述后，感慨得称其文有与“苏洵、曾巩辈，并垂不朽于天壤”。“卓然名家”的桐城萧穆在《跋杜溪文集》中更明确评论说：“朱公人品既高，学有根柢，文笔亦峻洁超妙，皆不苟作，足与吾乡宋（潜虚即戴名世）方（苞）两先生之文异曲同工。”清《宿松县志》则称朱书“所著汪洋浩翰，如江河之东沛。……推为古文巨子焉。”其一生著作甚丰，有《仙田诗庄》、《朱杜溪稿》、《游历记》、《评点东莱博议》等，惜死后不久，受戴南山文字狱的株连，大部分文稿毁没失传，现存《朱杜溪先生集》、《游历记》、《评点东莱博议》，仍可见其风骨和精神。朱书的古文著述与倡导功绩，在实际行动上作出复兴古文的艰辛努力，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兴起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