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山。这是由于大别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前赴后继，以巨大的流血牺牲，赢得了“大别山红旗不倒”的历史地位，为建立新中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所决定的。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别山区的革命历史进程，与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领导密切相关。这种联系体现在诸多的方面，尤其体现在大别山革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对大别山革命历史的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首次设立鄂豫皖边特区，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外闻名的大别山，位于鄂豫皖３省边界地区，这里南接长江可威逼宁汉，北向豫皖可俯瞰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党的创立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即成为创立党组织较早、受党的影响较深、工农运动高涨的地区。因此，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３省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相继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大别山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实行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随着这个战略构想地付诸实施，大别山相继爆发了黄麻起义、商城起义和六霍起义，形成了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在彼此相邻的鄂豫皖３省的边界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离不开３省党组织的相互配合与相互支援。如经过鄂豫两省边界地区党组织的共同努力，黄麻起义武装才得以在河南光山南部的柴山保站稳脚根，建立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商城起义得到鄂东特委和红３１师的大力支援，才得以一举成功，并迅速创建红３２师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六霍起义得到信阳中心县委、商城县委和红３２师的密切配合，红３２师连续东征援助，六霍起义武装才得以组建红３３师和逐步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但是，在致力于实现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构想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之间的组织领导，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早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鄂豫边区党组织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就向中央提出学习井冈山的办法，将鄂豫皖边界地区联络起来，建立苏维埃区域的建议，但遭到中央的否定。由于组织领导不统一，难免会发生意见分歧，特别是当地方主义、宗派观念作怪时，更难以凭横向关系统一认识，解决问题，甚至发生以极端方式解决意见分歧的严重错误（如错杀“二徐一戴”事件）。因此，根据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发展的迫切需要，如何从根本上避免组织领导不统一所造成的分歧和干扰，进而使鄂豫皖３省边界地区的党和红军更加协调一致，成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能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周恩来是最早认识到建立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央领导人。中共“六大”后，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委主席，他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对领导武装斗争有着亲身的体验，并且在密切关注各地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着力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１９２９年９月，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中明确倡导：“在全国革命高潮未来时，红军此时主要地采取……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几省边界工作可以联系，能够指挥时，可以成立特委”。与此同时，中央于９月２４日发出指示，决定将商城、光山、罗山、黄安、商城、黄陂、罗田等８个县划为鄂豫边特区，建立鄂豫边特委，对鄂豫边、豫东南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实行统一领导。１９２９年底，周恩来听取了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关于鄂豫边界地区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将有关重大问题提请中央研究决定。当时，鄂豫皖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风起云涌，已形成燎原之势，红３２师攻占商城县城，这是大别山区红军成立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这些都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与关心，他在此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说：“游击战争与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三月来亦有显著进步，特别是在……鄂东等地。”为了使鄂豫皖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有更大的发展前途，周恩来力促党中央采取更适应实际的策略，并迅速付诸实施。

１９３０年２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鄂豫皖边区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结合全国政治形势，强调了湖北、河南、安徽３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并宣布中央的决定：将湖北、河南、安徽３省边界地区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３块革命根据地和３支红军的领导，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１军。接着，中共中央于２月２５日至３月２２日，在短短的２６天时间内连续向鄂豫边特委发出５次指示信及决定，这在党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逐个与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工作的干部郭述申（首任特委书记）、许继慎（红１军军长）、熊受暄（红１军政治部主任）谈话，希望他们到鄂豫皖边区使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得到迅速地贯彻。由此也可看出周恩来对大别山革命斗争的重视程度及其周密细致的求真务实精神。

伟人的作用在于推动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的紧要关头，周恩来为统一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因势利导地促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迅速形成和崛起，随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即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二、指示红２５军实行战略转移，使这支从大别山走出的第二支红军长征部队成为“北上先锋”

１９３２年底，红４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实行战略转移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２５军，并领导鄂豫皖根据地军民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大规模的划区“清剿”，初步扭转了革命斗争的危局。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鄂豫皖省委盲目执行“夺回中心城镇”、“为保卫苏区每一寸土地而战”的错误方针，导致了七里坪战役和第５次反“围剿”初期中心区保卫战的失败，同时又推动了“肃反”，使发展１万多人的红２５军损失过半，根据地大部丧失，斗争形势再度恶化。在错误和挫折面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吸取教训，逐步转变斗争方针，形势趋向好转。红２５军在坚持反“围剿”斗争中，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方针，辗转游击，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先后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坚持奋战，使之用鲜血染成的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区。

然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仍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局面。１９３４年初，蒋介石先后调集“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总兵力达１６个师２４个旅，共８０多个团，敌我兵力相差数十倍。这种客观形势，一方面迫使鄂豫皖省委考虑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以求保存力量，开辟新区；另一方面则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特别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高度关注。

１９３４年１月，周恩来在江西瑞金听取了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关于鄂豫皖革命斗争情况的详细汇报。中共中央随后即在２月１２日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并要求省委根据中革军委的具体指示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

６月１３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中具体提出向外线发展的区域：“到平汉路桐柏、随县地域活动”，“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并通知“中央准备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的工作”。这就促使鄂豫皖省委对红２５军战略转移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为实行战略转移作比较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与此同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选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于１９３４年６月在瑞金召见程子华，深刻分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和出路，详细阐明了中央关于红２５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在对鄂豫皖工作的指示中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因此，“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对于战略转移方向和创建新根据地的选择，周恩来明确提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奉周恩来的指示，程子华由瑞金经广东到上海，然后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带领，经武汉北行至信阳的柳林，辗转数千里，于９月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在罗山杨店殷宗湾与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接上头。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７月２６日、２９日和８月１８日，又连续向鄂豫皖省委发出《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补充训令”和“指示信”，要求组织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红军主力应在光（山）、罗（山）以北更向河南发展”。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４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２５军由皖西北向商南葛藤山地区行动中，收到郑位三的来信，得知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已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工作，并对今后行动有重要指示后，立即决定强行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于１１月１０日晚赶赴光山县西南部的花山寨，与郑位三、程子华会合。第二天，省委就在花山寨召开了第１４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省委一致决定立即率红２５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战略转移的方向，以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红２５军在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２８军，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武装斗争。１１月１６日，红２５军在省委的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红２５军的长征从此开始。这是从大别山走出的第二支红军主力部队，也是继中央红军于１０月从江西瑞金出发长征之后的又一伟大壮举。

在鄂豫皖革命历史发展的又一关键时刻，周恩来对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的大别山老区军民，充满了深切地关心，富有远见卓识地指示红２５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赋予创建新根据地的光荣任务，从而使红２５军得以摆脱困境，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也正因为鄂豫皖省委和红２５军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周恩来的英明指示，采取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方针，才能够迅速开辟豫陕边革命根据地，使这支从大别山走出的红军长征部队得以发展壮大，进而又主动挺进甘陕，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长征部队，并因此被誉为“北上先锋”，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心系中原解放区安危，亲临宣化店视察，使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得以胜利举行，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李先念南下信阳四望山开始创建的豫鄂边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为纵横江淮河汉之间，下辖３个军区的中原解放区。中原是通向华北、西北、东北等各解放区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要出川回南京，“下山摘桃子”，必先抢占中原。因此，坚持中原，阻挡和牵制急欲北上打内战的国民党军，为华北、华东、东北各解放区争取反内战的准备时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全局。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国共签订“停战协议”后，中原军区部队即恪守协定，已集中东进至大别山北麓豫南地区的主力部队，就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光山、经扶（新县）、礼山（大悟）一带布防待命。然而，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两手，一面签定停战协定，一面调集３０万重兵疯狂抢占有利地形，层层压缩包围，把我中原部队围困在方圆不到６０公里的狭小地带，并构筑了数千个碉堡、万余条战壕，对中原军区部队进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企图围歼“肃清中原共军”。

中原危急，内战一触即发。当此危急时刻，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心系中原解放区的安危，对坚持在大别山区的中原部队倾注了极大的关怀。

１９４６年２至３月，周副主席率中共代表团正在重庆谈判，当他得知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中原前线部队时，立即召开一系列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严正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中原解放区，“系有计划之阴谋，企图在东北未能攻占长春之前，突然发动全国性之大内战”。并严正警告：“中原军区新四军、八路军计有６万之众，如果国民党反动派敢于进攻，破坏停战协议，以致全国内战，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如果不听正告，国民党以３０万之众，企图消灭６万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内战的开始”。当周副主席得知蒋介石密电把开赴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调回来，加强围攻中原的力量时，立即电告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及时指出：如能在中原牵制敌军３０万人，以利东北我军展开，第５师部队不论受到多大损失，对全国战局也是很大的胜利。当周恩来得知中原部队被围困后，粮食极度缺乏，甚至连饮水和烧柴都非常困难时，立即与国民党军政当局交涉，严厉谴责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并通过公正舆论为中原解放区军民呼吁，争取社会同情和社会救济。与此同时，他委托董必武从重庆飞抵武汉，经过多方会谈与交涉，为中原解放区争取到一批救济物资，连同各解放区捐助的粮款，及时送到宣化店慰问，给予中原解放区军民以巨大的鼓舞，并使之财粮供给逐步得到明显改善。为之振奋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向党中央保证：“我们有毛主席、周副主席的领导，我们有６万名久经考验的战士，我们有６万条枪，我们努力奋斗，首先把他们的兵力牵制３０万，打起来就来个四面开花到处出击，敌人想吃掉我们，没有那么容易。”

１９４６年４至５月，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副主席肩负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托，以他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的卓越才能，为中原解放区的坚持与突围，赢得反内战的准备时间，亲自奔走呼号于渝、汉、宁之间，亲自赴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４月３日，周恩来电告美国代表马歇尔，提议同到宣化店视察。经多次据理力争，采取拖延态度的美蒋代表才被迫同意去宣化店视察。５月３日，周恩来由重庆飞抵南京的当天晚上，立即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希望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５月５日，周恩来飞抵汉口，立即与美、蒋谈判代表彻夜会议，决定赴宣化店后，立即深入中原部队指战员之中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感人至深。随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原军区司令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了解实际情况，部署中原坚持与突围。接着，周恩来在宣化店中学召开军事调停会议，他向在场的３０多名中外记者，列举大量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议的罪行，并再次紧急呼吁：现在，全国需要和平，内战应无条件停止，千万人的生命所系，如何能拖，又如何忍拖。当天晚上，周恩来参加文艺晚会，与广大指战员见面。他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向中原军民问好，鼓励中原部队不怕牺牲，去战胜一切困难，使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斗志倍增。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又连夜召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会议，进一步研究中原战况，分析敌我态势，部署中原突围，并精心制定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对策和正确的战略转移方案。

５月９日，周恩来离开宣化店返回汉口，随即召开三方谈判代表会议，根据军事３人小组的实地调查，讨论制止中原内战的协议。５月１０日，周恩来亲自签署与国民党、美国代表达成的《汉口协议》。这个协议在规定立即制止中原军事冲突，停止构筑碉堡等有利于“中原坚持”条款的同时，还规定了合法转移中原部队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等有利于“中原突围”的条款。周恩来亲自为中原坚持和突围所创造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关于保存干部、精干队伍、随时准备突围的指示顺利得以落实。中原军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计划地安全转移了１０００多名伤病员，化装转移了上千名干部，并复员安置了近万名年老体弱战士，精干了主力部队，增强了战斗力，为胜利举行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奠定了坚强的基础。

周恩来的名字铭刻在大别山革命历史的丰碑上。在大别山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和紧要关头，他都给予了深切地关怀，正确地指导，英明地决策，有力地支持，巨大地鼓励，并为之倾注了心血，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大别山革命历史的发展，铸造了大别山革命历史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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