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我在全国知名的将军县金寨工作多年，有幸认识曾两次获得上将军衔德高望重的老首长——洪学智将军，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二十世纪80年代初的春节前夕，我跟随县赴京慰问团，第一次受到洪学智上将的亲切接见。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北京居住的金寨籍老将军和省部级以上干部就有百位之多，正式慰问一定要赶在春节前。如果没有洪老首长的关怀支持，我们那次拜访慰问老首长的任务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的。
　　赴京慰问团共有4人，上火车时天空已飘洒着雪花，我们不仅带去了家乡56万人民对游子的思念之情，还带去了家乡的土特产板栗罐头、猕猴桃酒和茶叶，坐在火车上我就想这么多瓶瓶罐罐到北京火车站怎么办？在火车上坐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不到十点钟就到了车站，还没有下车，就看到受洪学智上将的委托，原北京军区副政委少将陈祥老首长率领总后勤部的有关领导来迎接我们了。
　　当时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地面温度是零下二十几度，比较怕冷的我心里顿时热呼呼的，我想洪老首长派人接我们，不光是对我们赴京人员的热情，更是对家乡、对革命老区人民的深情和厚爱。
　　第一次坐上了“里面人能看见外面，外面人却看不见里面”的高级小轿车，那种新奇兴奋和汽车里的暖气融在一起，真有温暖如春的感觉。
　　老首长安排我们住进了总后勤部刚刚开张的京丰宾馆，宾馆坐落在丰台区，高达二十几层，上下都是由电梯控制。从大门门卫到总台，从客房到餐厅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金寨的小青年，我们一下子就有了宾至如归的亲情之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总部，上世纪80年代前，总参有京西宾馆，总政有京东宾馆，唯总后没有招待场所，后经中央同意总后建了京丰宾馆。总后勤部宾馆建成后，需要服务人员。 1983年，国家民政部、林业部、卫生部、总后勤部和财政部赴老区调查组正好来到金寨县，了解金寨县贫困的原因和解决贫困的方法。在艰苦细致的调研工作中，调查组全体人员为金寨人民对新中国的成立所做的巨大牺牲而深感震撼，为金寨人民对新中国的建设所做出的奉献而感动，调查组关于金寨县贫困的成因及解决的办法的报告分别呈报到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四部委。据说，洪老首长看到报告后茶饭不思，彻夜难眠。听说当时京丰宾馆建成后，在北京地区一下招了许多年轻服务员，不好管理，洪老当即建议宾馆领导到他的家乡金寨招工。那时到外打工还未开始，洪老的建议不仅很快解决了京丰宾馆用工问题，也为家乡金寨的青年们找了一条出路。到宾馆的小青年文化程度都是初中以上，都是经过层层推荐严格考核的优秀男女青年，是洪老首长为使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搭建的第一个平台，是金寨县第一批走出大山的有文化的打工青年，为后来的大批农民工劳务输出开了先河。百名青年到京后，洪老专门到京丰宾馆看望并教育他们说：“只能做好不能做坏，要开阔视野，对新事物要敏感，只能为家乡争光，不能抹黑。 ”
　　我们看到的服务员个个光彩照人、彬彬有礼，真不相信这些一年前还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山里娃，现在已是首都北京京丰宾馆的服务员，真是环境改变人哪！三年后，京丰宾馆的金寨籍服务员有的跳槽了，有的到商海里游泳去了，不少人成了小老板，有的刻苦读书，最终圆了大学梦，有的继续留在京丰宾馆成为管理层的骨干。
　　到北京的当天，遵照洪老首长的指示我们休息了一天，晚上陈祥老首长为我们接风洗尘。听说洪老首长第二天要接见我们，我们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代表团团长姜师信比我们更激动，他承担着向洪老汇报的任务。他说睡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想着金寨老区人民的重托，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半夜起来抽烟。他想着怎么样利用这次老首长亲自接见的难得的好机会，好好把老百姓的心里话向老首长叙叙，把老百姓的困难向老首长摆摆，把老百姓的意见向老首长讲讲，把老百姓的愿望向老首长提提。
　　当我们刚走到总后勤部办公大楼的门前，就看见身材魁梧的老首长已笑眯眯地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以老家接待人的方式，让客人走在前面，主人跟随在客人的后面，让客人先进办公室。我也见过不少领导，最客气的从办公椅子站起来一下就不错了，像洪老首长这样接待我们，没有一点官架子，使我十分感动。
　　在洪老首长的办公室里，他手拿着一页写着我们姓名的纸，逐个对号辨认，他看到我时就问：“你是做妇女工作的吧？ ”姜师信回答说：“她是副县长。 ”洪老首长听罢又对我说，女同志当县长不容易吧？听洪老首长的一句不容易，我当时竟然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了活跃气氛，接着洪老首长开玩笑地说：“你们都是家乡的父母官，有什么话就说吧！ ”听他这么一讲，本来拘谨得冒热汗都不好意思脱棉袄的我们，一下子随和了，姜师信放开胆子打开了话匣子。洪老首长边听边记边问，听到动情处他的眼睛都湿润了，我看他不时地拿着手帕擦眼睛，他听完汇报后不无感慨地说：“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真是太好了，生活也是太苦了，我们回去得太少了，是要为老区的人民办些实事了，不然对不起江东父老啊！ ”听了洪老首长的一席话，我心里热呼呼的，感到金寨人民的脱贫更有指望了，同时也感到自己身上所负的责任加重了。
　　后来邢秘书告诉我们，老首长在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本来是要到华北各地视察工作的，但为了不冷落我们，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视察回京后，洪老首长又在家设宴招待我们。
　　在家里，老首长身着便装，脚蹬布鞋，笑容可掬、慈祥可亲，我们没有了距离，就像晚辈与长辈在一起促膝谈心一样，与洪老首长面对面无拘无束地聊着家常，聊着家乡，涉及的话题很多，他问姜师信，双河大庙门前的大树还在不在了？大庙的香火还旺不旺？特别问到计划生育的政策执行起来难不难？他讲到家乡有一个超计划生育的人写信给他，让他给县里讲讲情少罚一点款。我迫不及待地接过他的话，向他汇报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关情况和存在的困惑，对他的亲戚超计划生育也同样按政策规定进行了处罚。他插话说：“你们做得好，处罚得对，不然国策不就落空了么？俗话说得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还不是王子呢！ ”听他一席话，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下来，我为身居高位的将军高风亮节不循私情以身作则的务实作风而更加敬佩他了。
　　席间，他就像我们自己的长辈那样，不时地为我们斟酒夹菜，生怕我们喝不好吃不饱，他自己却吃得很少，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同去的几位同志有酒量又怕喝多了出洋相，把不胜酒力的我推到第一线，一杯酒没喝完我就成了红脸关公。一顿饭用去两个多小时。饭后端上了水果，并叫来长孙为我们表演了《洗澡》的哑剧小品，小男孩只有六七岁大小，小孩幽默滑稽的演技，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我看老首长以陶醉的目光欣赏着爱孙优美舞姿的那种状态，就像普通老百姓家庭的老爷爷一样在与儿孙同乐的神情，我的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和幸福，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博爱之心和平民情怀，这是国人的大幸，是家乡人的大幸。
　　看完孩子风趣的哑剧表演，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还是城里的孩子聪明能干。 ”我们话音刚落，就听洪老首长说：“根本就不存在农村小孩比城里孩子笨的问题，关键在于培养教育的问题。老家农村有幼儿园么？ ”听老首长这么一问，我喝过酒的脸就更红了，不知如何回答，因文教卫体广计划生育都属我分管的工作范围，幼儿教育非常落后，真是不好意思回答他的提问，但此问题又是回避不了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答了他的提问。二十几年过去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回答的具体内容。当时我对老首长说：“农村没有幼儿园，文革前县城只有一所幼儿园，文革后随着孩子们的增多，小学的教室不够用了，就把幼儿园的房屋让给了小学，县城的孩子都没有幼儿园可上，哪能顾得上农村的孩子们呢！ ”听了我的回答后，他心情沉重地说：“真是对不起老区的孩子们啊！”听了这句感人肺腑之言，我惭愧地流泪了，对不起老区孩子们的是我，没有尽到分管县长的责任，而老首长却没有批评我，反而自责，怎能不令我这个小小的半个芝麻官汗颜呢！洪老首长真是乡音乡情未改，赤子之心未变。
　　我们从北京回来时间不长，在洪老首长的直接关心下，国家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联合发出向所有革命老区派出医疗队的文件，用三年时间免费为老区人民看病治病。金寨三年共迎来了军地医疗队48支600多位医务工作者，他们满腔热情像当年的红军一样，走村串户，访贫问病，感动的老区人民奔走相告：“当年的红军又回来啦！ ”
　洪老首长一句 “农村有没有幼儿园”的问话时时在我耳边响起，洪老首长孙子优美的舞姿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山里的孩子们像城里孩子一样有幼儿园可上，就与县妇联、教育局、城建局制订了一个五年规划，五年内办一所县级示范幼儿园，区乡所在地办一所民办公助的幼儿园，村中心小学办学前班。经过全县干群上下的共同努力，县城幼儿园在我们去北京的当年的9月1日正式开学，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民办幼儿园孕育而生，不到五年的时间，全县以县办幼儿园为龙头，民办公助幼儿园为基础，民办幼儿园为补充的幼儿教育网络基本形成。 1986年，洪老首长终于回来了，家乡人以放喜炮这最古老最传统的欢迎方式，迎接这位革命的战将，新中国的功臣，大别山的骄子，洪老首长走到哪里，欢迎的喜炮就放到哪里。他首先到小学和幼儿园视察，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孩子们的文艺表演，我看他观看表演的那种神态，就像是在看自己的爱孙表演哑剧一样的专注，一样的欣赏，一样的欢乐，一样的高兴。我想洪老首长可能是从家乡孩子们稚嫩的表演中，看到了金寨的未来，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二

　　1990年初秋,洪老将军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专程来到安徽研究解决霍邱城西湖军垦农场退垦还湖问题。 8月28日，他在合肥召开有南京军区司令员固辉、副省长邵明、省军区司令员沈善文参加的会议，研究后决定，除省军区农场保留外，南京军区的军垦农场全部退垦还湖。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他向在座的同志说：“我的任务完成了，要轻车简从，你们都回去工作，不要你们陪了。我到霍邱县城看一下，然后再回金寨老家看一看。 ”
　　8月30日，洪老将军由省委副书记杨永良及地委秘书处张洪祥陪同，到达霍邱县，驻在部队师部招待所。次日早餐后他站在师部招待所外边，向城西湖看了后，自语道：“真是个好地方，还湖部队受了很大损失，损失就损失吧！顾全大局不与民争利，保护环境重要！ ”当日下午从霍邱到达金寨，这是他第五次回家。每次回来，洪老都要先到县烈士陵园去看望长眠在那里的红军战友们，当看到不大的陵园里拥挤不堪的墓穴，洪老一直沉默不语。晚饭后，县委书记陶芳侯向洪老汇报工作，讲到金寨县50年代授衔的将军共有59位，但还有够授衔条件而在地方工作、没有授衔的大概还有好几百人，他们在职在位时没有时间回来，不少老红军首长都想在百年后魂归故里。现有的烈士陵园地方太小了，您也看了，县里觉得很难办，就想扩建烈士陵园，苦于经费问题没有着落，所以迟迟没有动工。洪老听了县里的打算后立即说，扩建尽量不要占用耕地，又问扩建工程的名称和所需经费是多少？书记稍加思索回答说，工程的名称叫“红军纪念堂”，经费估计需一百万元左右，县里自筹一点，还剩八十万元县财政无法拿出。洪老听后说，建红军纪念堂是好事，我同意，经费由他们（伸手指张洪祥和杨永良）帮助解决。听洪老讲后，张洪祥即讲，地区财政困难无法帮助，还是您老部长帮助解决吧！此时洪老的手又指着杨书记说，地区没有钱，你省里解决吧！随即杨书记说，洪老，八十万我解决一半，你解决一半。洪老当即表态同意，但那一半四十万从哪里来呢？他当即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固辉司令员请他解决。
　　送别了洪老首长一行，县委和政府立马着手红军纪念堂的设计等准备工作，时间不长，省政府就把四十万元钱拨到了县政府，但南京军区的四十万却迟迟没有到位，县里派我和民政局长拿着县委写给地委的报告找秘书处张洪祥，地区将县里报告转呈到省里。由于南京军区四十万落实不了，洪老将军的办公室邢秘书打来电话，要县里派人到北京去找民政部崔乃夫部长解决。
　　接到电话后，县委决定派我和县民政局长蔡先文及小江三人赴京，临行前县委书记找我们谈话交代两项任务：一是到民政部落实四十万元的经费，二是向洪老首长汇报西洋参深加工的问题。
　　我记得到洪老家时间是1990年初冬的一个下雨的早晨，洪老在家等着我们，我们先把红军纪念堂的图纸展开在洪老的面前让他审查，他非常仔细地看完图纸后又问了与施工有关的问题，听了我的回答，他对我说：“经费的问题已与崔乃夫讲好了，你到民政部去找崔部长解决，四十万要到要不到就是你的事了。”我一听就急了，对他说：“那不行，要不到就不回去了，常住北京天天来找您，我不找您找谁呢？ ”
　　我趁机又把西洋参的样品及省药检部门的检测报告呈递给洪老，他看了西洋参的样品后有点不相信是金寨生产的，他问了西洋参栽培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西洋参生长所需要的土壤、气候、肥料、海拔条件等，我都一一作了汇报。他听了回答后说，金寨山区就是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多种经济，要多栽种经济林，西洋参也可多种加工成片剂和饮料能赚大钱，老百姓才有积极性。他吩咐邢秘书以他的名义给健力宝集团老总写封推荐信，要我到深圳去找李总帮助解决西洋参的深加工问题。县里对洪老的推荐信非常高兴，怕我办不好，派了县委副书记朱灿去广东三水市找健力宝公司主要负责人，去深圳找李总解决西洋参精加工的问题。
　　一路绿灯，崔部长在他的办公室亲切接待了我们并耐心地听取了汇报，对我们修建红军纪念堂的作法给予充分的肯定，缺少的经费表示解决，要我找优抚司司长具体办理。我对崔部长说，优抚司司长不认识我，请你给优抚司司长写封信吧！崔部长二话没说，拿起笔就给优抚司司长写了封短信，信的内容至今我还记得：金寨县副县长到你处落实该县修建红军纪念堂的经费问题，望接待落实。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在信纸的空白处署明了“女副县长”几个字。小江又对崔部长说，我们见你一次不容易，今天见到了你真是有幸，想跟你照张相可以么？崔部长笑着回答，怎么不可以呢！立即让他的秘书为我们拍下了合影。
　　北京真大呀！当时民政部分两处办公，部本身在西皇城根，优抚司在东皇城根。当我们七转八拐地找到了优抚司的办公地方时已是下午了，司长看到崔部长的亲笔信感叹地说，崔部长对老区真有感情啊！司长说，今年的建设计划早已定过了，现在你们这样急等着要经费，我还得向部长汇报调整计划后才能解决问题。你们可以回去了，不要在北京等了。听司长一番话，我拿不定主意了，又向洪老首长办公室做了汇报，邢秘书转告洪老首长的指示说，任务完成得不错，可以回家了。
　　在洪老首长的亲自关怀下，四十万元红军纪念堂的建设经费当年就到了县财政账户。
　　经费到位后我带领民政、财政、城建几家局长到井冈山参观了革命烈士陵园，在原图纸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在县委常委会上研究定稿。后来具体施工建设红军纪念堂的工程就交给了一位从省里下来临时挂职的副县长负责。我不久也因工作调动，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工作了15年，印满了我的足迹、洒满了我的汗水，也融进了我的情感的革命老区金寨县。
　在洪老面前我是晚辈，有幸同他相识数年，受到的教诲和启迪，真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现在想起当年到北京找洪老首长解决建设红军纪念堂经费的事，感到很难过，真不该找老首长的麻烦，那时洪老身负重任，日理万机，多少国家大事等待他去处理啊！我们却为四十万元钱让他老人家操心费力，多么不应当啊！他是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重要领导人，而我们家乡人除了感到骄傲找麻烦之外，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我们只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家长一样，大事小事难事都去找他汇报找他解决。他曾经说过：“我虽然有权但不能为家乡用呀！总后勤部有钱但那是军费，不能拨给地方啊！ ”我深深感到内疚！后来他卸任在家，本可以颐享天年，但我们还是经常给他出难题，打扰他的正常生活。他的心一直牵挂着家乡山河的治理、道路的畅通、孩子们的上学，乡亲们的冷暖和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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